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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要繁荣、舞台要大很多。 数十年来,西方人一直在不停地恶搞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些年轻或者早已不再年轻的西方人,为蒙娜丽莎配上了胡须、眼镜、骷髅头。被恶搞掉的蒙娜丽莎,早已经没有了神秘的微笑。但,我们都知道,他们恶搞的是一幅伟大的画像。那个神秘的女子,因为后人层出不穷的恶搞创意,而声名远播。 每个人都有过年轻的时代,每个年轻人都曾有一些中年人和老年人看起来张狂不羁的想法,这是正常的。对这类事情,采取宽容的态度确实大有裨益。无数事实证明,一些看起来非常荒唐的想法,恰恰促成了伟大的发明与创造。如果大家都规规矩矩,没准我们还生活在中世纪里。 一个充满文化禁忌的时代,往往是一个没有活力的时代。与之相反的,一个有出息的时代,文化总是充满了自信与朝气。她总是大踏步向前走,内心深处,总有一些青春的冲动存在。 冯磊
涂启智 涂鸦恶搞杜甫是对文化人照旧穷酸的呐喊。杜甫一生穷困潦倒,但始终不改忧国忧民之情怀。可悲可叹的是,时至今日,文化人的生存状况仍然不容乐观除了极少数书籍畅销作家不再为生计犯愁外,许多写作者包括不少作家,辛苦劳碌一年收获,不够在大城市买1平方米商品房,不够达官富贾们在豪华酒店吃一两餐饭的费用。 涂鸦恶搞杜甫是对文坛铁骨铮铮硬汉缺失的感叹。杜甫是一位热肠叹遍民生疾苦、秃笔写尽沧桑历史的硬骨文人。观照后世乃至当下,许多文人甘为五斗米折腰,失去了应有的风骨,沦为权贵与富商们的“文化附庸”,人云亦云,看不见自己的思考、听不到心灵的呼唤。 网友恶搞杜甫应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一种“正话反说”,是对当下文化乱象的讽刺,也是对诗圣发自肺腑的怀念。 涂启智
羊城晚报记者 黄咏梅 1 我写她们的诗,她们读不懂 羊城晚报:你的新作《女工记》据说用7年时间写成?跟你过去出版的十部诗集有什么区别? 郑小琼:以前的打工题材作品,我呈现的是我的处境,是自我生活的确认;而《女工记》,我更多呈现的是她者,从“我”到“她”,更多是她们的故事与生活,她们的理想。 羊城晚报:诗集中每一首诗都是用女工名字命名的,出于什么目的? 郑小琼:一首诗就是一个女工的故事,她们的生活与命运,或者具体到一个真实的面孔。这些女工都是真实的,她们生活在东莞、深圳、湖南、江苏、江西等。她们的生活和诗中一样。她们的生活可能缺乏典型,有时会类同,但她们都是独立的个体的存在,这才是我需要表达的。每首就是这个女工的故事,用她们的名字,我一直想用名字表达一个个体的尊严,我在流水线待过很多年,每个名字意味着一个不可复制的生命。 羊城晚报:你笔下的女工都是你的工友?你到广东省作协工作已经快五年了吧?生活在不同的境遇里,你还保持跟她们联系? 郑小琼:她们差不多都是我曾经的工友,朋友,老乡,或者通过朋友介绍的朋友,我花了六七年时间接触了很多女工。来广州之后,每周五都会回东莞,去工业区,跟她们交流,星期一早上回广州上班。是的,太熟悉,每接触一个女工,我都会记下她们的故事。有些还有联系,有些因为她们变换工作,或者回家,有的结婚,一些人已经彻底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我来广州三年多了,几乎都在在两地奔波中度过。 羊城晚报:她们是否愿意被写?她们是否读到你的作品? 郑小琼:《女工记》中的人物不是原型,就是她们的本人,我没有对她们进行加工。她们大部分都不知道,我去年才写完这些诗歌,也没有拿给她们看。有一些知道我在写作的工友要我写她们的经历,她们想我将她们的经历写成像很多打工杂志那样的情感纪实类文字,她们更多告诉我一些情感上的故事,因为我写作的是诗歌,她们觉得很难懂,我曾把我出版的诗集《黄麻岭》中的诗歌读给几个工友听过,她们说不懂,后来将一些诗歌解释给她们听,也只是半懂不懂的,也许她们会失望,因为我写的并不是她们想象中那类纪实的情感故事。从2002年起,我便收到很多工友的来信,她们在信中告诉我她们的故事,说她们有很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要我写写她们,但是我没有去写,现在写的,估计是她们说的难懂的诗歌。唉。 2 那些吃“青春饭”的女人啊…… 羊城晚报:最近在我们羊城晚报“花地”纪实版上,刊登了你的一篇文章,写到一个湖南农村里,很多到城市从事色情行业的女人,她们吃青春饭,之后的出路也很渺茫,你在调查里,这样的人多不多? 郑小琼:我调查的这个村庄很有意思,也很典型,它是湖南益阳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大约有十多个村民小组,有两个村民小组的很多女性从事色情行业,有两个村民小组的大部分是从事制鞋行业。从事色情行业的村民小组是1994年左右有一个女性偶然在这边从事色情行业,然后带了一批女性过来。在那个村庄,我当时碰到六、七个从事过或者还在从事这个行业的女性,后来通过朋友了解,人数更多一些,大约有接近二十来个,这些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最终回乡都会结婚嫁人,她们婚后的生活是我重点关注的,有些女性十六七岁就出来,从事这个行业对身体损害极大。周红与杨红被同村的人带出来时年龄很小,几年后回家结婚,周红不能生育,结婚后,第一年没有事,第二年基本在吃药中度过的,进了很多医院,第三年就天天吵架,她的丈夫是家中的独子,婆婆与公公会骂她不会生育,家里天天吵,就解体了。一年后,她的丈夫又结婚了,生育了一个小孩,而周红依然在国道旁的饭店里从事这个行业。那个村庄有四个女孩因结婚后不能生育而离婚了,结婚后生了小孩的,她们的婚姻基本稳定了,成为一个妻子,母亲的角色。不过在前年,有一个王姓女子离婚了,后来又结婚后在长沙做了人工受孕,大约花了几万块钱,好像生了一个小孩,另外几个似乎看到了前景,都准备如果生不出就去做人工受孕手术。一个村庄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多不多,取决于这个村庄最早出去的那一批人从事什么行业。我们那也有一个这样的村庄,村里有一个男性进了这边的五金厂,然后我们村组就有很多从事五金行业工种的人。 羊城晚报:对这群人是否有自己的道德评价? 郑小琼:我不愿从道德上去批评她们或评价她们,或者说这原本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接触了上个世纪90年代出来的人,那时信息闭塞,在家找不到出路,只好跟随先出来的那批老乡。对此,我更多是同情她们,理解她们。 3 “90后”农民工是无根的混的一代 羊城晚报: 如今的农二代已经不以挣钱后回家乡盖楼房养老为理想了,他们对乡村一点感情也没有,但是,城市里会有他们一席之地吗?那是一种怎样的心理? 郑小琼:我说的农民工二代大部分是90后这一批农民工,这一代的农民工几乎没有从事农业工作的背景。比如我调查过的那个小玉,她是湖南人,我在大朗认识的一个农民工二代,1992年出生,她前八年是在湖南度过的,由爷爷奶奶带,是中国众多的留守儿童中的一个,后来爷爷奶奶去世后,留在老家没有人带便到这边来,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她努力地想洗掉她来自乡村的气息,做一个城市人。实际上她也知道在城市,像她这样的普工很难待下来,城市只会消费掉她们的青春,然后将她们抛弃。如果说,小玉的父母一代在情感与价值认同上属于有根的漂泊一代,在那一代的心里,还有一个故乡的根在,他们知道自己要回老家,起大房子,是他们的眺望。那么对于小玉这一代,他们属于无根的混的一代,反正不会回老家,也无法在城市安家,那就这样混下去吧!他们是游走在时代边缘的灵魂。我告诉小玉,现在工资还可以,她大约有两千多块一个月,工厂包吃住,说我一年存一两万块,在工厂做个五六年,然后找一个对象,两个人回湖南的小镇或者城市开一个小店也不错。她说,想倒是这样想,就是存不了钱,一两千块钱一个月哪够花。她眼里只有迷茫,更多的时候渴望一下子暴富,现实总是让人失望。 羊城晚报:主要原因何在?你在调查中有没有进行一些归纳? 郑小琼:去年,我跟一个在工厂做人事的朋友交流,说起现在工厂的流水线工人,90后的工人增加,工厂的管理越来越难。她不断埋怨90后的工人难以管理,太自我。我问她为什么,她说主要是成长环境。后来,我和她对她们工厂三十几个90后工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有百分之三十五的90后工人生活在父母婚姻破裂的家庭,有百分之八十的90后工人从小就没有跟父母生活在一起,他们要么跟爷爷奶奶生活,要么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或者跟亲戚邻居一起生活,一年跟父母待在一起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月。在这种环境成长起来的儿童,他们的心灵肯定会有一些问题。 4 我更担忧男民工 羊城晚报: 你跟这些女工做调查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郑小琼:我跟很多人说过,就是一种茫然。我有时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也许大部分女工根本不会看,或者写这些又能为她们做什么!她们很胆小,我这几年是人大代表,有一些工友因为欠薪等找过我,实际找我的人是男工多一点,女工很少。她们更多的是屈服于命运,她们以她们周围工友的行为标准来看待自己。 我跟她们交流,她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大家都这样,又不是我一个人这样。”或者就说“这是自己的命。”还有“现实一点。”这是我听到最多的话。有时我会告诉她们,可以这样做,但是她们却说没有用的。我感受的是生活让她们学会了比现实更为现实的现实主义。 羊城晚报:中国女工群体最大的困境在哪里? 郑小琼:我不认为这种困境仅仅是女工的困境,是中国底层的困境。中国阶层不断固化缺少流动,底层上升途径被越挤越窄,越来越艰难了。在现实生活中她们找不到可以预期的未来,让她们更加困惑。相对于女工,我更担忧的是我遇到的男工,如果女工们在最后还有婚姻作为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机会,那么男工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 5 只有极少被新闻关注的非正常死亡 羊城晚报: 你诗集里有一章写到女工的非正常死亡,这让我联想到富士康,可以谈谈这个话题吗? 郑小琼:我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因为我来广东打工之前,我的一位堂嫂也在广东打工,死于回乡的车祸,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剩下一捧骨灰回家,很让人伤感,后来我的堂兄与她生育的女儿也意外死亡了,堂兄被生活击倒了,虽然后来再婚了,却不幸福,他开车也出了车祸,后来离婚,然后犯事进了监狱。如果堂嫂不出车祸,也许堂兄的生活会过得很好。我工作的五金厂,有一个重庆的厨工也出车祸死了,还有我隔壁工厂一个男工过劳死了,上完一通宵班,第二天早上开早会时,倒下去再也没有醒过来,他是四川人。我们工厂的女厨工的死给我比较深的印象,她是重庆人,一个差不多五十岁的女工,她有两个小孩,都在这边打工,我是四川人,我跟她在一起时,她爱说话,她告诉我很多她家里的事情,我知道她快要辞职回家了,她丈夫在家里的山上种了很多核桃,开始结果了。她是一大清早去买菜被车撞死的,肇事司机没有找到,她的亲人赶来,老板不让他们进厂,后来听说赔了几万块钱。 我对这方面总是相当敏感,其实他们死亡的原因很多,但是很快被人遗忘,没有新闻关注,新闻也不会关注,这些死亡的背后,意味着一个家庭会遭遇重大的变故。这种意外的死亡常常会令我自己也充满了悲观主义情绪。他们无声地消失于这个世界让我感受到了命运的脆弱与无常,特别一些过劳死的、一些职业病死亡的人,更让我对打工充满了一种莫名的恐惧,这种恐惧到现在还折磨着我。 6 城市应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 羊城晚报:也许,在你的那些女工友眼中,你算是转型成功的一位,她们羡慕你吗?你是否愿意被称为“打工诗人”?实际上,你目前已经离开打工生活进入体制内,这状态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影响? 郑小琼:可能她们认为我是成功者,其实我个人一直拒绝做这样的成功者,或者成为她们认为的典型,我既不刻意支持也不刻意反对“打工诗人”这个称呼,马甲是别人披上的,我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与精力去反对别人给我披的种种马甲,我更在意的是我自己的作品。如果在生活中,我更认同打工者这个身份,它是我存在的一种状态,也是我内心的投影。我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基本没有什么要求的人,熟悉的朋友都知,而现在的状态,我是一个编辑,它只是我的一份工作,我需要认真做好,写作是我的另一部分。 羊城晚报: 你觉得农民工与现实生活最大的矛盾有哪些?希望何在? 郑小琼:当我接触很多女工时,我感到她们被现实生活折磨得失去了敏锐的感觉,我心里笼罩着一种悲伤,尽管她们内心充满的想象都被慢慢地磨掉了,没有眺望没有梦想的生活是令人悲伤的。因为长期在这种压抑的精神状态下生活,有的人的内心慢慢会积蓄一些暴力的情结。还是一句话,我们制定了法律,必须严格地遵守,比如《劳动法》等,其次一些与农民工交往的部门要改变作风,至少让受了委屈的农民工能够找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城市需要敞开大门接纳农民工进城,让农民工的上升渠道更畅通一些。 郑小琼 四川南充人,2001到广东打工,同年开始诗歌写作,出版诗集《郑小琼诗选》、《人行天桥》、《纯种植物》等,有作品多次获奖,现居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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